从一碗红烧肉到巴西热带雨林——还原中国肉奶体系的真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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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碗红烧肉到巴西热带雨林——还原中国肉奶体系的真实成本

字号+ 作者：食品安全观察员来源：中脉道和生态家 2017-05-03 10:15 我要评论( )

2014年，美国研究可持续农业的“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套关于中国肉奶行业的报告，提醒我们注意肉奶消费被忽视的成本。

据报道，农业部长韩长赋在今年两会期间向记者表示：“受三聚氰胺事件影响，中国奶业受到重创。这些年，中国奶业知耻后勇，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把这些变化总结为“三化”—— 养殖规模化、挤奶机械化、产业集中化 。他还说：“ 作为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我们不能没有民族奶业， 希望有一天外国人到中国买牛奶 。 ”

把新闻转给我的朋友问：“这是不是说，中国要变成牛奶净出口国？中国牛奶可以出口了，是不是奶农就不需要倒奶了？”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找不到任何明确的官方表述，不过根据农业部的数据，2016年中国乳品进口量是195.56万吨，出口量仅3.09万吨，还差得远呢！至于第二个问题，他会这么问，是因为他不知道奶农为什么倒奶。于是我就跟他讲了讲奶农倒奶的故事。

一、“ 倒奶 ” 的故事

2014年下半年，中国乳业诸事纷扰。

差不多从9月起，山东、青海、河北和内蒙古等地的奶农因为奶价过低而“倒奶杀牛”的现象陆续得到广泛报道，公众发现这种曾经写入教科书的经典资本主义矛盾居然出现身边，所以对它给予了格外热烈的关注和讨论。行业分析纷纷指出，奶农卖奶难的原因是因为进口奶粉价格走低，因此国内乳制品企业普遍用进口奶粉替代国内鲜奶作为加工原料。事态持续到2015年1月，农业部不得不出台文件，要求地方政府“千方百计组织协调加工企业保证生鲜乳收购”，但是收效不佳。

这并不奇怪，因为国内大型乳企首先就没有打算为奶农分忧。正当国内“倒奶”正酣之际，先是伊利在11月12日宣布将与美国最大乳企DFA合资在当地建立“全美最大奶粉加工厂”，十天后，它又宣布将投资20亿在新西兰建立“大洋洲最大的综合乳制品生产基地”。一天后，蒙牛也宣布要去新西兰发展生产，同时宣布旗下品牌雅士利投资约11亿元建设的海外生产基地将于2015年初量产。所有的这些海外工厂，都将使用当地的奶源，因为自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国消费者强烈倾向于洋奶粉。其实，国内大型乳企自三聚氰胺事件后，已经在海外“买买买”了好一阵：2010年，光明乳业收购了新西兰乳品加工商Synlait Milk 51%的股份，被称作“中国乳业海外收购第一单”。2012年，之前做房地产的鹏欣集团也来到新西兰，一口气收购了总面积8000公顷的16个大型奶牛场，开启了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牧场的先河。在完成收购之后，鹏欣又在当地成立了一家名叫“Milk New Zealand”（牛奶新西兰）的公司，这家公司在两年后国内奶农倒奶正酣之际，成为蒙牛在新西兰的原料奶供应商。2013年时，伊利、圣元、雅士利也都已经在海外建立了奶粉工厂，其中伊利在2014年7月因为之前几年进行的一系列海外并购，跻身全球乳业十强。

也就是说，正当奶农们把牛奶倒进田野和下水道，乳企们正在把海外的奶“倒”（dǎo）回中国。

除了海外原料奶粉大量进入中国，进口高温杀菌奶也摆满了大城市超市货柜，且价格低廉（图片于2014年7月摄于北京）

海外建厂主要解决的是国内奶粉需求，鲜奶不便从海外运来。但大型乳企也并没有选择向国内中小奶农收购鲜奶，而是把宝押在发展国内的大规模养殖场，声称现代化、集约化的生产可以让原料奶的品质更有保障。而这也正是中央政府在三聚氰胺事件后，为了保障乳制品质量而采取的政策倾向。蒙牛在2008年就和国内“万头奶牛场”模式的“急先锋”现代牧业签订了10年合同，后者将70%的原料奶售给蒙牛，用于生产其高端品牌特仑苏。2013年，蒙牛又从投资机构手上买下了现代牧业近27%的股份，成为其最大单一股东。

然而，就在蒙牛宣布进军新西兰的同一个2014年11月，现代牧业在国内三个省的巨型牧场却接连曝出重大丑闻，据报道：它位于安徽肥东的一座被曝违规排放牛粪液；位于陕西眉县的另一座则违规出售病牛，且部分员工染上了人畜共患病；位于湖北咸宁的一座，干脆因为给所在地造成无法忍受的污染而遭到当地居民的持续围堵，草料进不去，牛奶出不来，奶牛大批饿死，牛奶成吨倒掉，最终因为省委书记批示将牧场迁走才告收场。

在欧美拥有悠久畜牧业传统的国家，大型集约化养殖场带来的疫病和污染一直都是是棘手的问题，引发诸多社会矛盾。但即便是这些国家，也鲜有这种“万头养殖场”。2006年，现代牧业在安徽马鞍山建立了国内第一座万头养殖场，到连环丑闻事发时，它已有22座此类牧场分布在全国各地，全国总共更已达到56座，占了世界的80%。现代牧业的连环丑闻让业界开始怀疑：三聚氰胺事件催生的万头模式，究竟能否持续？

“万头模式”的疯长，并不全是现代牧业和蒙牛这些“本土”企业的手笔。早在2008年，世界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之一KKR就联手中国投资公司鼎晖一同投资现代牧业。2013年5月，两者分别将各自所持现代牧业股份中的绝大部分出售给蒙牛，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KKR从中赚到了相当于初始投资三倍的回报。2013年9月，这两家投资公司又联合现代牧业成立合资公司，计划在国内再造两座万头奶牛场。2014年9月，KKR出清了所持现代牧业的剩余股份，套现8000万美元净身离场，转投中国的肉业，打算推动大型养猪场和大型肉食品加工厂在华的发展。仅两个月后，现代牧业就曝出了上述的连环丑闻。

KKR当然不是推动乳业走向规模化的唯一海外资本，但甚至是那些看似“本土”的大型乳企，本身就已经混合着多国资本的血液。2013年蒙牛的主要股东中，中粮占20.05%、瑞士银行占9.08%、摩根大通占7.08%、丹麦的阿尔拉食品（Arla Foods）占5.9%，后三者都是敏锐地嗅到了中国食品消费升级的巨大“钱景”的外国/跨国资本。

故事讲到这里，我告诉朋友：如果中国出口牛奶，也不意味着奶农可以获得更多市场机会，因为他们已经被边缘化了，而且正在快速消失。中国乳业不仅已经实现了韩部长所说的“三化”，更重要的是，它还进入了一个工业化、资本化和全球化的时代。

其实不止乳业，近十年来的中国的猪肉、禽肉行业，以及它们所依赖的饲料业，都有着类似的故事，处在同一个进程之中。其中不乏食品安全丑闻、环境污染、市场动荡、中小生产者的困境和出局，以及大企业及其背后资本的高歌猛进。

推动这一进程的台面上的理由，永远是提升生产效率、扩大供应、降低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肉、奶消费需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障食品安全。不能否认这种美好愿望的存在，但在现实中，资本逐利的需求也无法回避，因此它们的行为并不能总是实现全社会各方的共赢，恰恰是造成了多种社会和环境代价。

从新闻中寻找事件之间的关联，讲个故事不难，但是要想在一个更大的时间、空间和产业链跨度上理清中国工业化肉奶产业发展的脉络，认清其动力、机制和众多主体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这一进程所付出的多重代价，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样的研究，会有助于消费者了解自己食物的来源，更牢固地掌握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也有助于研究者、决策者、产业从业者和记者们更客观、全面地探讨中国农业的“供给侧改革”。

《全球肉业集群：中国系列》报告封面

好在，已经有了这样一套研究报告。这就是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可持续农业研究机构“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 IATP）在2014年2月出版的系列报告《全球肉业集群：中国系列》（Global Meat Complex:The China Series）。其中的四份专题报告分别是：《乳业之困：中国乳品产业的演变和未来趋势》、《禽何以堪？中国禽类生产的工业化》、《中国的猪肉奇迹？中国猪肉产业的大型农企与发展》，和《饲料饥饿：中国的工业化肉制品需求及其影响》。它们通过对大量新闻报道和产业研报的研究，并辅以实地访谈，梳理出这四个行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加速走向规模化、资本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及其机制。这套报告也具有宽阔的全球视野，因为在作者们看来，当今世界的肉奶产业链，以其广泛的地理分布和各种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已经形成了一个需要整体看待的“全球肉类集群”。

受IATP委托，谷声于去年12月将报告译成中文，中文版于最近在IATP的网站上发布。虽然英文原版已经发布了三年，但这套报告的参考价值却丝毫没有减弱，因为其中所写的正是我们眼前诸多现象的基础与前奏，而至今仍然鲜有研究站在这样的高度，尝试看清事情的全貌，建立中国食物体系变迁的大叙事。

下面，是我作为中文版译者和编者对报告主线的梳理，无暇阅读完整报告的读者也能从中一窥我们肉奶体系的发展轨迹与现状。

二、“农业产业化”的轨迹

2013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国、第二大禽类生产国、第四大乳品生产国。这一年，中国生产和消费了世界上一半的猪肉，1/5的禽肉和1/10的牛肉。中国政府将肉食消费作为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体现和必然要求，还把乳品消费作为强壮民族体质的手段。但是如果没有“农业产业化”，中国人不可能像这样吃肉喝奶。

《饲料饥饿》中的图表，显示中国农产品消费量占世界比重

上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提出通过公司或龙头企业，将全国亿万的小农户的生产与国内外的广大市场连接起来，实现“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从而解决中国农户规模小、组织分散，无法实现规模效应的问题。这种“公司+农户”模式，被作为巩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途径。

早在80年初，民间就已经有人开始在尝试这种模式。当时，广东农民企业家温北英为了把自己的肉鸡加工和销售生意做大，开始以委托养殖的形式和周边养殖户开展合作。他的公司向养殖户提供鸡苗、饲料、兽药和器具、技术培训和服务，并承诺以保护价收购成品鸡。这让他获得了稳定的原材料，快速发展，现在他的公司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农企之一——温氏集团。

“公司+农户”不是中国的发明。美国、巴西、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养殖业也普遍采用这种模式。在美国，它被称作 “合同农业”（contract farming）。它在中国常被不恰当地称作“订单农业”，但“订单”这个词掩盖了合同关系中农户对公司的高度依附性，和公司对农户的巨大影响力。但无论叫什么，这种模式十几年来得到政府的大力推动，主导着中国农业产业化的舞台。

其中的各级龙头企业，被称为农业产业化的“支柱”，被政府寄予带动农民致富、推动农村发展的厚望，因此被倾注各种补贴和政策优惠，并且能够凭着“龙头企业”的称号，在市场上获得更多信任，利润率有较好的保障，因此实力不断增加。据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的数据：全国龙头企业“所提供的农产品及加工制品占到全国市场供应量的1/3，主要城市‘菜篮子’产品供应量的2/3，全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4/5。”

即便如此，《全球肉业集群：中国系列》中的多项研究却发现：合同农业模式并不总是能帮小规模农户致富，倒是常常让他们逐步失去竞争力，甚至出局。《中国的猪肉奇迹？》报告发现：对小农户来说，参与合同生产本身就意味着很高的固定资产投入，而企业却又更愿意和规模较大的专业养殖户合作，而不是搞庭院养殖的普通农家。这让真正的小农没有机会对接“大市场”。而那些“有幸”和企业签订合同的农户，则发现自己在企业面前没有议价权，并渐渐失去其他的买主，最终只能依附于企业。《禽何以堪？》引用的一篇2012年末的报道写道：“据一位山东的鸡农说，一只肉鸡的平均利润是1元。为了赚更多钱，生产者只能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养殖更多的鸡”。

由于禽畜养殖行业企业众多，价格竞争极其残酷，而企业又常常压低收购价或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农户，因此不断有养殖户因为无利可图而歇业，而那些活下来的，为了在薄利下保证收入，有的选择掺假，就像奶农们当年在往牛奶里掺三聚氰胺之前，就已经在掺水；有的选择扩大生产，成为中等规模的专业化养殖户，采用高密度、封闭式的养殖方式；还有些人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使用非法添加剂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或迎合某些偏执的市场需求（比如“健美猪”）。

无怪乎，每当出现禽流感、猪流感这些疫病，或是三聚氰胺、“速生鸡”、“瘦肉精猪肉”这些食品安全丑闻的时候，中小养殖户总被认为是万恶之薮。政府、企业乃至媒体，不断强化这样一种认知：要想保障食品安全，就必须放弃“小散乱”的农户，而是要像工厂生产汽车一样，投入资金，投入技术，用现代化、标准化的设施和管理，开展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就这样，丑闻和疫病一次次地成为排除中小生产者的理由——即便他们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同时一次次地为大企业和金融资本全面进入肉业和奶业铺平道路。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政府一方面大力扶持大型养殖基地，一方面鼓励婴儿奶粉行业的兼并整合，扩大前十大乳企的市场份额。此前的2006年，猪蓝耳病流行后，政府采用的就已经是鼓励兼并整合的政策，一方面关闭了很多中小型猪肉加工厂和屠宰场，一方面鼓励大规模养殖场和加工设施的发展。结果，仅2008年，全国养猪的农村家庭数量就减少了一半，与此同时，饲养50头以上的“专业养殖户”的数量大增。但更关键的变化却是在于：大型肉企开始不和养殖户合作了！哪怕是养殖大户。而是开始“垂直整合”，自己直接从事养殖、屠宰、加工到销售的所有环节。它们的巨型养殖场动辄年出栏数十万头，有时甚至达到数百万头！

这股风潮在鸡肉行业更盛。《禽何以堪？》中注意到，禽流感后政府关停了大批小型养殖场，并鼓励在超市销售冰冻或冷藏鸡肉块，而不是在菜场买卖活鸡，这给工业化鸡肉生产与流通创造了条件。2012年的肯德基“速生鸡”事件，又让快餐连锁业开始对大企业直接管理的巨型养殖场趋之若鹜。于是，所谓“一体化”模式全面替代“公司+农户”模式，让鸡肉行业成为肉业中整合度最高的行业。国内龙头企业和来华的跨国公司，在政府的鼓励和金融资本的助力下，纷纷建起纵贯育种、养殖、兽药、加工、销售的多个生产阶段的一体化设施，年产量动辄数亿羽。在这些企业的冲击下，大批中小生产者被市场淘汰。仅2007到2009的三年，年产量少于2000羽的肉鸡养殖场就减少了200万个，而年产100万羽以上的则增加了近六成。

《中国的猪肉奇迹？》中的图表，显示小规模养殖场的减少伴随着大规模养殖场的增加

消失的不仅是养殖户，还有饲料作物的种植户。《饲料饥饿》中提到，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空前需要从巴西、美国、阿根廷等国进口便宜的大豆，来喂饱“动物工厂”里的亿万生灵。廉价大豆源源不断涌入中国，让这个大豆原产国的大豆业濒临崩溃，大批种植户被迫改种别的作物，或者干脆改行。面对海外饲料作物的冲击，国内为了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也开始效仿国外开展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意味着更多小农把土地交给企业，告别农业。

原本是为小农连接大市场的服务的企业，现在摇身一变，自己成了新的农业主体，而小农却开始告别历史舞台。这场历史大潮，不只是国内企业在翻搅，国外厂商和金融机构也在不断“走进来”，推波助澜，分享中国人食品消费升级的红利，既是中国企业的竞争者，也是帮衬者。它们的身影出现在育种、养殖、生产设备、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带来资金、技术、原料、种质和成品，还有像发展工业一样发展农业的思想和蓝图。政府对它们的到来表示了充分的欢迎，提供税收减免、审批权下放等优惠政策。

三、从“买进来”到“走出去”

诚然，如果没有海外的农业资源，中国的农业产业化不可能进行得如此蓬勃。“走进来”的外国企业固然带来了一些资源，但更多的还得靠中国企业通过“买进来”和“走出去”去获取。

以饲料为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饲料进口国，进口量最大的，莫过于大豆。大豆既是中国人主要的食用油原料，榨油之后的豆粕也是猪和禽类饲料中的主要蛋白质成分，随着中国食用油和肉制品消费的双重增加，加上中国在90年代WTO谈判的过程中不断放开大豆进口，中国渐渐从大豆净出口国，变成了净进口国，到2005年，中国已经进口了世界一半的大豆。2011～2012年，中国84%的大豆进口仅来自巴西和美国两个国家，而且少数几家跨国公司在大豆贸易中占据寡头垄断优势，这让政府担心大豆供应的稳定和安全。除了大豆，玉米（猪和鸡的能量饲料）和苜蓿草（主要的奶牛饲料）作为另外两种重要的工业化养殖饲料，需求量也在快速增长。确保这些战略性农产品稳定供应，“买进来”是不够的，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国家的鼓励下“走出去”，去国外寻求对这些产品的供应链的更牢固的控制。

2000年国家提出“走出去”战略时，它指的还是提升中国农产品的海外竞争力、扩大出口，但是到了2006年，就变成了去海外投资建设，把那里的农业资源拿进来。 “走出去”战略，加上国内的食品安全焦虑，再加国内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让中国的农业产业化走出了一条与过去30年制造业在全球的转移十分不同的轨迹——不是中国为世界制造，而是世界为中国种养。

《饲料饥饿》中提到，国家发改委在2008年发布了《促进大豆加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企业前往海外开展直接投资，去“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大豆保障体系”，手段包括“在产地采购大豆，再租赁码头，建仓库和运输系统，或参股当地农业企业及租赁土地进行种植，并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鼓励企业到国外建大豆加工厂。”而这些，正是黑龙江农垦总局、重庆粮食集团、中粮等国有实体，以及浙江福地、三河汇福、鹏欣集团等私营企业自2008年以来在巴西和阿根廷做的。仅2009～2012年，中国企业在巴西的投资就达到530亿美元。据《饲料饥饿》援引的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国为了获得大豆而在海外进行的土地交易已经覆盖了南美、非洲、亚洲的8个国家，玉米相关的土地交易则达到12个，其中最大的几个项目所涉土地面积可达十几至二十万公顷，作为对比，整个香港的陆地面积只有约11万公顷。《乳业之困》则提到，2011和2013年，天津和重庆的两家国企，分别在保加利亚和苏丹种植紫花苜蓿，用来喂养国内的奶牛。

还有的企业，则像光明收购Synlait Milk那样，鲸吞海外同行，获得对方的加工产能和半成品货源。在本系列报告研究期间的2013年5月，一桩收购震动业界。双汇以71亿美元全资收购了美国最大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成为全球最大肉制品企业，同时改名为“万洲国际”，以彰显其全球化战略。这起收购很难说是一家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收购，因为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资本是背后重要的推手。但它无疑代表了中国快速发展的猪肉加工业对原料猪肉的迫切需求。须知，在优惠政策和激进投资的双重驱使下，猪肉加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2012年中国三大猪肉企业——双汇、金锣、雨润——只用了一半的加工产能。从美国来的白条猪（宰杀后的整猪）将有助于双汇将闲置产能转化为利润。于是，究竟是资本在服务于市场需求，还是在改变饮食习惯创造需求，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中国在2016年毫无悬念地成为了世界最大猪肉进口国。）

一样是在海外攻城拔寨，获取农业资源，但最终究竟是该进口更多的肉，还是更多的饲料，其实意味着十分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有着不同的政策含义。

《饲料饥饿》记录下中国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这么一种辩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尽可能进口肉制品，这样，不仅可以把工业化养殖的巨大污染留在国外，还能防止海外谷物冲击本土种植业，避免伤害中国农民的利益。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应该进口更多的饲料，在国内自行发展养殖。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吃鲜肉而不是冻肉，另一方面是因为饲料价格相对稳定，肉制品价格容易波动，我们必须依靠自主生产来确保稳定供应，满足中国人日益增长的肉食消费需求。至于国家过去一直强调的粮食谷物自给，则是到了该松松的时候了……

《饲料饥饿》的作者无意去评判两者孰高孰低，而是提出：政策制定者应该全面看待工业化肉制品和乳制品带来的公共卫生、环境、自然资源、气候变化、社会公正等方面的挑战，继而去问更关键的问题——“肉制品生产和消费还要增加多少？该由谁和为了谁而生产？采用何种模式来生产？”

四、始于餐桌的蝴蝶效应

那么，工业化的肉、奶生产究竟有哪些影响？

首先，是公共健康影响。工业化养殖通常采用在封闭空间内集中饲养大量动物，这种饲养模式在美国叫做“CAFO”（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集中式动物饲养场）。CAFO的生活环境和作业手段违背动物生理天性，容易滋生和传播疫病，必须使用抗生素来防治，抗生素还普遍被用于促进动物生长。养殖业抗生素的泛滥，最终引发耐药菌在人体和环境中的泛滥，让人类面临在“超级细菌”无药可用的威胁。人口不到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目前抗生素使用量约占世界一半，其中一半医用，一半农用，两者都远超国际标准，2012年中国医用抗生素人均用量达到美国的十倍。随着养殖业的工业化扩张，中国所面对的耐药菌挑战只会更加严峻。

典型的CAFO饲养条件

（翻拍自 CAFO: The Tragedy of Industrial Animal Factories , Earth Aware, 2010）

工业化养殖的确让中国人吃上了更多的肉、喝上了更多的奶，但是大量的肉奶摄入，对人体健康是否有利？这是个值得研究的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单纯将肉奶消费的不断增加作为一个毫无疑问的福利目标来追求 ——特别是现在城市人口的“三高”和儿童肥胖比例都居高不下，而中国人原本又大体上是一个乳糖不耐受的民族。

工业化乳业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大幅降低了中国的母乳喂养率，原因是追求奶粉销量的商家违规向处在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妇女推广奶粉产品。《乳业之困》援引中国卫生部的数据，中国在2013年的母乳喂养率仅为28%，不仅低于40%的全球平均水平，更低于国务院在2011年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中设定的50%的目标。报告援引200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位官员的话，认为乳品企业的违规营销“严重干扰了支持、促进和保护母乳喂养的环境建设，是造成母乳喂养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而这将对下一代的健康造成深远的影响。

其次，是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大量集中饲养的动物，意味着大量的粪尿排放，以及病死动物尸体的处置。量少的时候，它们可以被土壤吸收，成为肥料，但量一大，就根本没有足够多的土地可以消纳它，它就变成高浓度的污染物。根据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农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中国最大的水污染源，它向水体中排放的三种污染指标——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4%、57%和67%，而养殖业分别向其中贡献了约96%、38%和56%之多。在养殖业普遍采用合同农业模式的美国，养殖业高度CAFO化，而企业和农户都不愿承担废弃物处理的高昂成本，将其转嫁给环境和社会，养殖业污染成为一大公害，导致养殖场周边土壤酸化、重金属污染和水体富营养化，并且向空气释放大量氨气，引发酸雨和雾霾，更不用说对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中国式的CAFO由于“一体化”模式的出现，习自美国，但规模却远超美国。现代牧业的“万头”养殖场在湖北通山遭到村民围堵，就是这种污染之凶猛的反映。近年来国内外也已有多项研究揭示：养殖业废料和种植业施用的氮肥所共同产生的大量氨气，同时是中国和欧洲雾霾的重要因素。

一个典型的美式CAFO养猪场航拍，白色长条是猪舍，紫红色块是粪池，周边的土地不种任何东西，只用来根据法规喷洒高浓度废液，以期就地消纳，但事实上并不能消纳，而是进入当地水系

除了大量排污，工业化养殖也超级耗水。全球范围内，平均生产一公斤猪肉需要耗费将近5吨水。而玉米、紫花苜蓿等饲料作物的工业化种植，也同样消耗大量水资源。根据《中国的猪肉奇迹？》援引的一项研究，早在2000年到2006年期间，由于集约化农业过度使用了华北地区的资源，中国华北平原的地下水位就已经下降了61%。美国加州也因为工业化种植紫花苜蓿而缺水，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出口大量苜蓿草，已经引起公众的质疑。

第三是社会公正。前述中小农户在农业工业化进程所遭遇的困境，也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工业化农业中。在养殖业盛行合同农业的美国，几家肉业巨头占据寡头垄断地位，养殖户往往找不到别的加工商和销售渠道，哪怕是小型的屠宰场和农副食品店。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他们如果没有非凡才能和巨大勇气来自己开拓市场，那么就只能为附近的那家大企业生产。在企业面前，他们没有生产自主权、没有议价权，甚至没有维持合同稳定的安全感。为了能在微薄的利润下保证收入，很多人通过借贷来扩大生产规模。面对这些举债的农户，企业有时却有权仅提前三个月取消合同，或强制要求农户进行设施更新，导致大批农户破产，由此造成的乡村衰落，已经成为美国的一大社会问题。（谷声将在近期推送我们对美国工业化农业现状的报道，敬请关注。）在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猪肉进口头号货源地的德国，同样流行合同农业。近年来随着追求产量的工业化养殖与国际市场接轨，小型养殖户愈发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加上工业化的养殖业与种植业共同炒高了农地价格，让大量小农无以为继，小农的悲情与社会中对工业化农业的其他不满结合在一起，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工业化农业的运动，名叫“我们受够了！”（Wir haben es satt！）（参见笔者2015年发表在澎湃新闻的报道《面对工业化农业，德国人说：“我们受够了！”》）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假说“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会引发德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如今，中国消费者餐桌上的变化，影响已经远播到巴西的热带雨林。

作为大豆的世界头号进口国，中国对大豆的海量需求已经深刻影响了地球另一边的巴西的农业格局。根据《饲料饥饿》援引的研究数据：2000到2010年间，中国从巴西的大豆进口增加了9倍；2011～2012年间，巴西82%的大豆出口目的地是中国，占该国大豆总产量的约37%，两者的相互依存如此紧密，以至于2000年以来巴西大豆产量的增长与中国大豆压榨产能的增长相平行；2013年，该国2700万公顷的国土（相当于245个香港）上种着大豆。如此广袤的大豆田，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不久前还是亚马逊森林和热带高草草原——两种宝贵的生态系统。2003至2006年间，超过100万公顷的土地从亚马逊森林变成大豆田。 2006年之后，虽然有一份多方签署的“大豆暂停协议”叫停大豆毁林，但是研究发现，毁林虽得到控制，但是以间接的形式继续发生。高强度的大豆单一化种植还依赖大量的农药和除草剂，造成了多条亚马逊河主要支流的污染。此外， 75%的巴西大豆是转基因品种，需要配合草甘膦除草剂种植，已经造成了当地杂草普遍对农达具有抗药性。

英国学者、作家拉吉·帕特尔（Raj Patel）在他关于世界食物体系中的不公正问题的著作《饱食与饥饿》（Stuffed and Starved，2012修订版）中谈到：在巴西，从大豆繁荣中受益的只是少数人，主要是大地主和有政治关系的人，而农业雇工阶层并没有从中受益。大豆产业雇佣很少的劳力，因此在扩张中导致大量农业雇工失业，而那些受到雇佣的工人的工资也畸低。拉低工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个产业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处于奴隶式劳动条件下的劳工。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巴西此类劳工的人数达到2万5千到4万人。除了农业劳工的不幸之外，书中还提到，大豆业与牧业联手对亚马逊地区的砍伐与污染，还在摧毁原住民族的生存环境。

阿根廷的大豆出口虽然没有巴西多，但问题同样严峻。《饲料饥饿》援引美国农业部在2013年的预计，阿根廷在2013～2014年度的大豆种植面积为2千万公顷（相当于181个香港的面积），总产量5600万吨，其中1200万吨以整豆形式出口中国。在种植大豆的企业和大地主进行产业整合的过程中，先后有8800座小型农场歇业，同时农业工人的数量也大幅减少，大批农业人口失去土地和生计，引发了尖锐的社会冲突。此外，大豆也同样给阿根廷带来了严重的毁林和农业化学品滥用问题。后者包括用飞机喷洒的农药飘进村庄、污染水源，被当地科研人员认为与大豆种植区显著上升的癌症率与出生缺陷率有关。喷洒最多的农药是草甘膦，阿根廷90%的大豆是需要与草甘膦配合种植的转基因品种，长期施用草甘膦使杂草发展出抗药性，导致用量和浓度持续上升。

飞机在阿根廷大豆田上喷洒农药（出自《饲料饥饿》）

五、展望“绿色供给侧”

面对工业化养殖的环境和健康影响，我国农业部正在做出应对。今年1月，农业部成立了“农业部禽畜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领导小组”。3月，它又发布了《全国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行动计划（2017-2020年）（征求意见稿）》。

但是《全球肉业集群：中国系列》认为，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 “把当前铁板一块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体系，逐步转变为分散式的生态、公正、健康和人道的体系”。

好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给“供给侧改革”提出了明确任务： “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这里说的“质”，显然不是指肉、奶比重的不断增加。只有看到工业化农业的真实成本与问题根源，才能更好地定义什么是优质的、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农业。

是的，分散的中小型生产者不是完美的——尤其是在他们没有被给予友善的市场条件和必要的政策支持的时候。如果他们有了这些，就能成为“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的优质农业的生力军。